2014年“两会”期间，《湖北日报》推出的调查报道《跑断腿的二胎证》，促进有关部门在一个半月内取消在我省实施了30多年的“一孩”办证规定，社会各界高度评价，中宣部专发阅评肯定。

报纸发行量应理解为纸质报纸发行量与电子报纸发行量的总和，评估报纸的影响力不仅要计算发行量，还应该统计其内容被新媒体引用、传播的情况。

　　中央企业总部发挥着“大脑”作用，因此更加需要高质量的数据信息，为集团管理决策以及资源配置提供可靠依据，尤其是涉及中央企业内部人力资源配置、资金资本配置，以及其他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行为等。

　　中宣部将组织新闻媒体集中宣传报道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主编）

一个媒体要建立公信力可能要经过数十年，成千上万篇准确、真实、有深度的新闻报道才能建立，而一篇新闻反转就可能在朝夕之间毁掉这些来之不易的信任。

二是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里有大时代的变迁，也有个人职业选择的兴衰。

笔者能够在《中国少年报》工作，能够从事这样一份职业，是人生的幸事。

当然，数据新闻报道并不适用于所有新闻，只适用于其中涉及庞大数据量和复杂数据关系的事件新闻或主题新闻的报道。

在创作中，编辑部也有很多命题作文。

”穆青说：“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官尚且对劳动人民有这种感情，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由此受到什么启发呢？”穆青将所受到的启发带到了他那些经典人物通讯的撰写中，于是凸显出“一字一句总关情”的文风，《一方金印在民心》这篇长达万言的通讯能让读者与网友一口气读完，也源于“意到深处见性情”的底蕴。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持续深入，马化腾就“供给侧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人性闪光的不仅是爱情，还有别的部分。

2018年3月11日，在北京会议中心，来自各个媒体的同行刚刚结束对中国农科院王静委员的采访。

近些年崛起的“拼爹族”，大都言语张狂、行为霸道，甚至藐视社会正义，践踏党纪国法，一些执法部门却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对其予以“特殊对待”“宽大处理”，因而引起公愤，成为舆论聚焦点。

　　一位西方记者抱怨道，在报道中美贸易纠纷等涉华事件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采访到美国大使或代表，至少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但要拿到中方意见却不容易。

当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报道中，特别是在理论阐释中，如何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同人们思想道德情感的契合点，怎样用讲故事的方式、通俗易懂的道理，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小故事阐发大道理，做到深入浅出、情理交融，仍然是《光明日报》今后或较长一段时间改进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重点和难点。

西方对中国的曲解，是因为它用自己文化的历史和发展来看今天的中国。

在3月10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上，从谈起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自豪感十足的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委员，到把“怀大爱心，做小事情”牢记于心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委员，再到掷地有声地承诺“要让中国的孩子不出国门就能念世界一流大学”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笔者幸运地抢到了向山东省文联副主席戚建波委员提问的机会，他那句“歌是写给谁听的？不就是写给老百姓听的！”更是朴实地道出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真诚的心声。

人与人之间本不相识，却演绎着一个个心手相牵的动人故事，给人以生命的希望和前行的力量……那些天里，我忙碌着感动着，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下一个个感人事件和精彩瞬间。

　　2016年3月20日至21日，第三届峰会在多哈举行。

与官方外宣“刚性”、“脸谱化”的刻板印象相比，民间外宣更多地被视为“柔性”、“生动化”的代名词，其春风化雨、滴水石穿的积极效果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相得益彰。

以新媒体内部规则和制度为内核所进行的创新，具有强大的内部驱动力，而这些创新所激发出来的内容生产的活力、传播的创新，以及所衍生出来的内部组织的扁平化等，这一切都是新媒体的表现，这种新的内部运营机制就是新媒体。

第一，重视大数据开发。

　　从国际热点上看，去年以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骚乱和战争为代表的西亚北非乱局尽管有表象的缓和与平静，但仍有扩溢和蔓延的趋势。

更有甚者，一些数据新闻制作商只要捕捉到用户曾经点击哪怕次数很少的不良新闻的记录，便频繁推送相关同类新闻，诱惑用户去接触此类新闻，从而容易使其养成不良的新闻品味。

干多干少就是不一样，干好干孬也不一样。